下一波AI競賽：贏的關鍵不在技術

幾星期前，我獲邀在 TechFest HK 一場辯論會上發言，並討論我們是否正在因 AI 助手而失去批判性思考能力？

辯題把 AI 當作主角，我的立場恰恰相反：每一種對 AI 的依賴，都是人的選擇。我們真正應該問的，不是 AI 是否削弱了我們的能力，而是我們是否選擇了好好運用它。

這個分別，比表面上看起來更重要。它改變了問責的對象，改變了這個時代「領導」的定義，也改變了我們衡量一個社會——或一個城市——是否真正準備好擁抱 AI 的方式。

認知階梯不斷上移，選擇的責任也隨之而來。

每一波科技創新，都把人類推上更高一層的認知階梯。手提電話讓我們不再記得電話號碼。計算機只是淘汰了算術，讓統計思維成為差異所在。搜尋引擎沒有殺死研究——它只是淘汰了「查找」，讓「懂得提出正確問題」成為新的關鍵能力。

AI 助手正在做同樣的事情。它們正逐步取代資料整合、格式編排、記憶、初稿撰寫等工作。剩下來的——而且比以往更具價值——是判斷力。判斷甚麼可信、甚麼需要驗證、應該先問哪一條問題。

風險確實存在，但往往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一種。真正的危險不在技術本身，而在於兩種人類習慣。第一是「認知外判」——不只把工作外判給 AI，連思考也一併外判，以方便取代經驗、以速度取代深度。第二是領導層未能重新設計人才培育模式，無法配合一個 AI 已經能完成一半初階工作的新世界。

城市，也在做選擇。

把這個視角拉到經濟層面，一個熟悉的問題又浮現出來：新加坡與香港，到底誰領先？ 我認為這是錯的問題。更值得問的是：兩座城市分別選擇了甚麼？

新加坡選擇了由政府主導的模式，並以極快的節奏執行。新加坡政府已透過《國家人工智能戰略 2.0》承諾投入超過 10 億新加坡元支持公共 AI 研究，直至 2030 年。截至 2025 年下半年，新加坡的 AI 採用率已達 61%，全球僅次於阿聯酋，是亞太區之冠。史丹福大學 2026 年 AI 指數報告顯示，新加坡有 4.69% 的職位招聘要求 AI 技能，全球最高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2024 年「AI 準備度指數」也把新加坡列為全球第一，得分 0.8（滿分 1）。

香港選擇了另一條路。2025-26 年度《財政預算案》宣佈成立的「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」獲撥款 10 億港元；與此同時，私人及機構資本以截然不同的規模進場。單是沙嶺數據中心園區的投資，便達 238 億港元，目標於 2032 年達到 18 萬 PFLOPS 算力——約為香港目前算力的 36 倍。中國移動的香港旗艦數據中心亦投入了 100 億港元，是多家國際營運商在港落地的其中之一。香港在 IMF AI 準備度指數上的得分為 0.7，與新加坡的差距其實比排名所顯示的要近得多。

兩種模式，兩種選擇。新加坡贏在自上而下的採用率與勞動市場訊號；香港贏在基建規模、資本深度、以及通向大灣區數據與製造層的獨特位置。每座城市的強項，都是它「選擇傾注甚麼」的結果。兩者都不是必然的。

這告訴我們：AI 競賽的勝出者，不一定是擁有最強技術的城市，而是最清楚自己選擇了甚麼、並有紀律地把選擇執行到底的城市。

這對作為領導者的我們，提出了甚麼要求？

我們不會因為叫了 Uber，就忘了怎樣走路。微波爐也沒有讓我們忘記怎樣煮飯。AI 也是一樣。本來就沒有培養批判性思考習慣的人，其實也沒甚麼可以失去。而本身具備批判思考能力、並且珍視這份能力的人，將會用 AI 把它磨得更鋒利。

計算機沒有讓我們變笨。它讓真正出色的數學家變得更強大。AI 助手也會做同樣的事——對那些真正在思考的人而言。

這對所有正在領導他人的人——無論在企業、在社會服務、在指導下一代——都是一份特別的責任。AI 是我們這個年代見過最強大的通用工具。問題不是它會否削弱我們的判斷力，而是我們選擇把它當作拐杖，還是當作鏡片？而我們是否願意，幫助下一代學懂這兩者的分別？

這是一個選擇。從來都是。而這個選擇，就掌握在我們手中。

關於香港國金獅子會 (Lions Club of Hong Kong IFC)

香港國金獅子會於2017年創立，隸屬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，創立的一年適逢是國際獅子總會成立100週年。國金獅子會的會員全數來自資本市場及金融銀行業界，是港澳地區最早一個由單一界別專業人士所組成的獅子會屬會。國金獅子會服務除了是圍繞著獅子總會服務範疇之外，還引入了聯合國SDG及ESG，尤其在社會(Society)的元素，對扶貧及青少年發展特別關注。除了以香港為服務基地之外，國金獅子會還主張無分國界、無分種族的服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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